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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南方的忧郁(散文)

来源:六盘水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武侠仙侠

我们从何处来?我们是谁?我们向何处去?

——法国画家保罗·高更

在通往祖父祖母坟茔的路上,我一言不发。落在田野上的,仿佛不是稀疏的阳光,而是时间大片大片的积雪。荒芜的也不是冷寂的大地,而是春天。我并没有感到多少悲凉。朝觐一对死去十余年的先人,与探望一个亲人没有什么两样。我跟在我父亲的身后——他端一把锄头,穿厚实的冬衣,后脑勺像个葫芦,浑浊的鼻声翻滚——我不知道他内心想些什么。父亲为这次元宵祭奠祖父祖母诞辰100周年,已经准备了13天。正月初三晚,父亲召集有祖父血统的男丁10余人,商量祭奠事宜。祖父在1995年去世后,我一直没上过坟。我说,我再忙也会早早赶来。父亲今年72岁,他要做他最重要的事。初四早晨,我姑父等七八人,开始买砂石、水泥、砖头,为祖坟翻新修葺。

圆锥形的天空,它的怀中空无一人。我有理由相信,那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怀抱:稠密的黏液,墨黑的扩散的河水,消失的回声,油菜花慢慢上升又迅速返回的焰火。它要拥抱什么呢?田畴像一张撒开的渔网,阡陌如织。油绿的白菜。抽出白色花苞的李花,一团一团的,粉细,匀称,压在枝上,弯曲,欲坠。泥浆黑色。马兰头扑在地垄,吐出一团团的雾气。一条小路沿山边,没入茅草丛中。

这个春天,我回到了血液中的源头。在整个旷野中,即使孤身一人,也不是孤单的一个。光,春天,村庄,先祖,河流,它们不被窥视,它们的动脉与静脉都会在这个人身上密布。我无数次陪祖父走过这条路——中蓬、水头、山底、夏家墓、钱墩——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走,从13岁,我入郑坊中学读书,泥泞的弯道就这样蜿蜒。我没有想过这路边的山冈,最终会是祖父祖母的安息之地。我熟悉这样的春天,田里的泥土还在沉睡,红花草与天空的蔚蓝呼应,野草青涩的气息在空气中滚来滚去。饶北河的汛期还没有完全到来,桃花刚刚跃上枝头,芽孢是春色的乳头,和煦的风伸出长长的舌苔,一遍又一遍地吮吸。我记得山底的坡上,有一个草坪,养蜂人过了元宵,用东风车拉来蜂箱和帐篷,在草坪上落户。帐篷是厚厚的油毛毡,黑色的,盖在毛竹搭的矮房空架上。养蜂人从农户家借来竹床,把蜂桶一个一个依序排好,蜂箱一列一列摆出方阵,群蜂在村前的油菜花上萦绕——春天突如其来地跳进了我们的生活。养蜂人说上海话,软绵绵的。养蜂人的生活让我们好奇:脸上蒙着薄薄的白纱巾,手上戴着棉织手套,烧菜的时候放一勺白糖,橱柜里是灌满蜂皇浆的玻璃瓶。棉织手套我见识过,我小学的语文老师有。语文老师是个女的,还未婚,叫全初圆。冬天,她提一个火熜,戴一双棉织手套,坐在教室里给我们朗读课文,她板书的时候,就把手套脱下来,放在案台上。我很想得到一幅这样的白手套。我这样想的时候,冰冷的手仿佛会突然暖和起来。有一次,我把一双旧袜子剪下来,用针缝成手套的样子,一个人在房间里写作业时,戴上。手套是五颜六色的,手背上有一个破洞,蚕豆一般大。说是手套,不如说是两个布兜,手套进去,手指伸不直,卷曲着。

我和强佬经常放了学去养蜂场玩儿。强佬手脚都很大,走路哗嘚哗嘚,泥浆在脚底下溅开来。即使是冬天,他也穿一双汽车轮胎皮做的鞋,单裤被风吹得哗哗作响。有一天,我对强佬说,我们向养蜂人要一双手套吧。强佬说好啊,他不给,我们就用尿射他蜂箱,把蜂淹死。我说,拉尿不行,蜂叮鸡巴怎么办?还是挑一些石灰撒进蜂场,把蜂毒死。我们并不会想到毒药,以为石灰可以像毒鱼一样毒死蜜蜂。一路上,我们想了很多作弄养蜂人的恶作剧。我们到了养蜂场,养蜂人并没有搭理我们,手上拿着蜂槽,坐在木板凳上,准备刮浆。强佬个头比我高大,站在我前面,对养蜂人说,叔叔,可不可以给我们一双手套。养蜂人是熟悉我们的——他每年春天都会来枫林,我们在养蜂场也一直玩到东风车把他带走。除了身高、嗓音,和鼻子里稀稀的清涕越来越少以外,我们几乎没有变化。养蜂人说,你要手套干什么。我紧紧地缩在强佬身后,把手抄进袖筒里,仿佛他问的不是手套,而是想看我的手。强佬结结巴巴地说,不知道。养蜂人说,给你一双手套可以,不过你要给我两斤泥鳅。

回到家,我从楼上翻出鱼窠,提一个木桶,往水头走。对我而言,捉两斤泥鳅不是一件难事。我大概在七八岁,开始学习用鱼窠兜泥鳅的技艺。鱼窠是竹篾丝编的。祖父把泡了半个月的毛竹从门前水坑里捞上来,用柴刀劈成两半,再剥成丝,坐在门前的院子,编鱼窠。鱼窠是葫芦形的,窠口往里收缩,泥鳅游进去了,就别想出来。每年的春天,桃花汛泛滥,雨水梳洗着晦暗的大地,从山垄汇集而来的水流咆哮,扑打菜地、田畴、高而窄的水渠,竹笋疯狂地飙长,田野已经翻耕,油黑和葱翠的色彩在枫林这块调色板肆意地汪洋。祖父通常在深夜,背一箩筐的鱼窠,到水头的沟渠里兜泥鳅。祖父把小水渠筑个小坝,使水形成一个有落差的水涡,把鱼窠埋在水涡的尾部,再把上游的水断了,泥鳅一边游一边退水,全落进鱼窠里。第二天,祖父起个小早,背个鱼篓,收泥鳅。最多的一天,能收20多斤。我跟在祖父身后,提一个松灯,黑魆魆的山峦耸立,豆大的星光细雨般撒落,泥土吐出清新的气息,蛙声一阵紧似一阵,水浪一样似远似近。松香冒出浓黑的烟,一圈圈。潮湿的,粘连的,略带春寒的夜风,一直在这个少年的内心回旋。我很想知道,那样的夜晚给少年带来了什么——这些能否构成他30年后怀乡的理由,成为他墨水的源头?

强佬大我两岁,住在我家后面,我站在后院,可以看见他家斜斜的、低矮的屋顶。他妈妈是个说话语速很快的人,我叫她东莲奶奶。小学的东面是一块菜地,有许多荒草茂盛的坟墓,也有许多柿子树。叶子泛黄的田埂豆,夹杂着青葱的水稻,在饶北河两岸铺展。柿子树挂满青黄色的柿子,黝黑的树叶披挂下来。在初秋之际,大自然把浓烈的颜料的浆水,肆无忌惮地向原野喷射,仿佛要在冬天到来之前,把内心全部的激情用完。我家的米枣已然熟透,枣皮上尽是紫红的斑点,像醉酒似的。我用书包兜一碗米枣给强佬吃。我们边吃边往柿子林走去,他的肩上扛一根竹篙,他赤裸的上身布满桐油一样的汗水。我们是去偷柿子的。他爬上树,用竹篙打,我在地上捡,捡满一书包回家。青黄的柿子不能生吃,有涩味。我煮半锅热水,倒进缸里,放一小碗盐,把偷来的柿子泡在盐水里,用沙袋盖上缸口,储藏半个月,柿子又脆又甜。在整个年少时期,我没有发现比这个更好吃的东西。是的,我们的年龄那么小,胃像个窟窿,怎么也填不满。我们对吃的智慧,与生俱来。除了读书,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寻找食物上。山楂,黄瓜,猕猴桃,毛冬瓜,野刺梨,乌饭果。我们还去捕田鼠,捕黄鼠狼,用猪肝片钓甲鱼,掏鸟窝。一次,强佬对我说,雷公蛤蟆可以生吃。我们坐在我家门口的大樟树下,蝉声如鼓,炽烈如火。我说,我没有看过雷公蛤蟆,是不是石鸡?强佬把矮墙上的石头一个个翻开,一个大拇指模样的蛤蟆扑在阴湿的泥里,头呈三角形,有灰黄色斑点。强佬说,这就是雷公蛤蟆。他摘了一片南瓜叶,用手拍烂,把雷公蛤蟆包起来,头往后一仰,蛤蟆塞进嘴巴,吞了下去。他说,有一口酒就好了。而我死活都不敢吃。

不知是哪一年,在饶北河岸的荒洲上,垦出一片玉米地。直到我家从生产队里分了一担玉米,我才知道有那么一片地。我和强佬沿上游走,走了三里多路,一片倒伏在沙洲上的玉米秆让我们惊喜不已。原先我们是想捡拾一些玉米的,强佬说,玉米秆有甜味,可以吃。我们坐在垄上,太阳白花花的有些晃眼,麻雀一群群飞来又飞走,四野寂静,虚无的嗡嗡嗡的声音笼罩着。我们把玉米秆一节节地剥下来吃。强佬说,你吃过高粱秆么?玉米秆比高粱秆甜多了。我说我吃过甘蔗,甘蔗的样子和玉米秆差不多,但比玉米秆甜。强佬说,吃甘蔗要钱,吃玉米秆不要钱。强佬又说,明天放了学我们再来吃,你不要告诉别人,我们把这片玉米秆全吃完,够吃两个月的。我们一直吃到太阳滚落山冈。我们吐出的口痰有淡淡的血丝,腮帮红肿得鼓起来,口腔和咽喉有火苗烧的痛。回到家,一家人正在吃饭。我的鼻血蚯蚓一样从鼻孔里爬出来,怎么也止不了。我母亲慌了。我说我吃了一个下午的玉米秆。隔了一个星期,我们再次去玉米地,已是荒野一片,牛低着头,啃食玉米叶。我们有些失望,我们储存的幸福仿佛一下子被人掏走。饶北河亮亮的水光使天空明净起来。我无所事事。整个村庄像我这样无所事事的少年没有几个。我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,就坐在强佬家的门槛上,等他砍柴回家。他家只有两间房子,一间是他哥的卧房,一间是厨房和饭厅。他哥已经结婚,他嫂子是村本的。他和他妈妈睡在阁楼上。我记得有一次,他家请木匠师傅,东莲奶奶煮面条当点心。面条只有一碗,是给师傅吃的。东莲奶奶说,老六(我的小名),你喝一碗面汤吧。面汤上漂着一层辣椒油,浮着几朵葱花。我说,我想面汤泡饭吃。她的笑容一下子凝固在脸上。我打开她的饭甑,空空的。她说,我去借一碗来。她端着空碗,出门借饭。

强佬的父亲是哪年去世的,我忘记了。我记得的是冬天。那年的雪异常的大,瓦楞上挂着冰凌。田野上冻死了许多鸟,黄鼠狼时不时跑进鸡圈里偷食。强烈的雪的反光,使天空有些灰暗。他父亲死后,他再也没有上学。他被饥饿所折磨。他只有十来岁,他每天上山砍柴,把柴卖给窑场。强佬直到现在还没有娶妻成家。他的房子已经完全倒塌。他哥哥盖了新房。他母亲成了青光瞎。他母亲已经八十多岁,躺在摇椅上,很少出门,就是晒太阳,也要人搀扶。强佬三十岁那年去了浙江温岭,出海捕鱼,一直没有回枫林,。我之所以对饥饿没有更多的印象,是因为我有一个无比勤劳的祖父。我有九兄妹,我是我祖父的第四个孙子。当然我不能说我父亲游手好闲。我父亲是个大队会计,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算盘是全村打得最好的。但他并不会干农活。他是全村惟一不会干农活的农民。祖父在山坞里开了几块很大的山地,种满菜蔬。他还到几里外的荒山上垦荒,种红薯。霜降后,我家的地窖堆满红薯。这些红薯是冬季和春季的口粮。红薯有四种。白皮的是浙江薯,叶子灰白,梗也灰白,肉白,甜脆,模样和地瓜差不多,适合生吃;坚硬,连牙齿也咬不动的是石头薯,破皮处,会流白色的汁液,熟吃有粘粘的口感,适合煮粥和焖食;皮红,肉有南瓜的纹理,叫南瓜薯,吃起来软塌塌,糖份少,却个大,是猪吃的上好料;皮红,肉黄,没有纹理,是红心薯,淀粉多,是用来机碎做淀粉的。我二哥把洗净的红薯倒进一个大木桶,用大铁铲把红薯舂成豌豆一般大,在竹篾垫上晒干。母亲蒸饭的时候,一半米一半红薯粒,参合在一起蒸。早饭则是红薯和黄粟米焖粥。而我祖母控制着家政大权,管着一家十三口人的吃饭穿衣。我父亲很多时候是酒意懵懂回家的。

晨光把夜晚的黑衣,一件一件地剥下来。天空肿胀,翻白,有琥珀的质地。祖父挑一担粪萁,手里拿个铁锄,满村捡拾牛粪狗粪。祖父起床,我也起床,坐在院子里,朗读课文。傅姓没有家族,祖父也只有一个儿子,傅家是孤寡的一家。我祖父对我父亲的溺爱,是可想而知的,他在我父亲面前的威严也是不可动摇的。大哥已经参加工作,在公社的农机站开拖拉机。当年我父亲是极力反对我大哥去湖村共大读书的,说家里的负担承受不了。祖父说,你不让旭炎(我大哥)读书我就不干活了,你自己读书都读到十八岁,怎么能不让自己儿子读书呢?尽管我母亲十八岁嫁入傅门,但一直是个小媳妇,对家事没有什么发言权,就连去她娘家拜年,她也无权过问要带些什么礼物。这种处境直到我祖母在1993年秋去世,才完全改观。我三姑父在今年正月,在我家还说,傅家有两个人是值得特别尊敬的,一个是我祖父,另一个是我母亲。这个即将退休的小学教员说,世上很难找到比嫂子更能受委屈的人,这是大境界,大包容。

我就读的小学离我家有一华里。在去学校的路上,有一户人家,是我每天要去的。那是一座泥房子,矮矮的,门前堆着木柴,后院是一片菜地。菜地上有一棵老桃树,一棵板栗树。开春,桃花红艳艳的,仿佛对我们怒吼。我们远远的就能听到这种重金属相互击打的声音,哐当哐当,刺耳,有破碎感。桃花,一个在乡野凋敝的宿命论者——它的盛开虽然有繁密和喧哗,但是多么的干巴巴,甚至冷坐高枝,有绝世的华美,也有绝世的高孤,它过于高蹈,以至于与枫林简朴、肃瑟的风格相疏离。当然,我并不是对桃花感兴趣——我家大院有一棵,树杆开叉,虬曲,树蔸流浓浓的粘液,捏在手上软绵绵的,有绵长的香味——我感兴趣的是这泥房子里的地道。

这是我迄今惟一见过的一个地道。不过,我只进去过一次。地道口在矮房内厢房的书桌下。内厢房的主人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,叫信,姓胡。他已经高中毕业。吃过午饭,我和强佬就往信家里钻。他的父亲用很长的烟杆抽烟,一边抽烟一边按住胸口咳嗽,声音沉闷,冗长,是头伸进土瓮里咳嗽的那种。他的眉毛浓厚,边角很长,眼睛有一层灰色的眼翳,样子有些恐怖。他躺在躺椅上,光着双腿,注视着每一个进他家的人。厢房很暗,即使是中午,也亮着电灯。灯台是子弹壳做的,黄铜的色泽显得浑厚。信皮肤白净,穿一件短袖的白衬衣,和一条黄色灯心绒的短裙式样的肥短裤,踏一双木屐,有一头蓬松浓密的头发,和一口洁白的牙齿。这是我脑海中的有别于乡村的印象。枫林的年轻人,一般是光脚,上身赤裸,腿上有干结的泥浆或猪粪,头发堆叠在一起,牙齿有黄垢。他厢房里摆着一架缝纫机,一张书桌。墙面用报纸糊了一层,贴满了他自己画的单色画。有列宁、马克思的炭笔画,胡子又长又密,眼球微微凸出;有抽烟杆的老人,蹲在地上,手指粗壮,青筋暴出;有穿长裙子的少女,头发卷曲。信高兴的时候,也会给我们画一张速写,在白纸上,用铅笔唰唰唰,看我们几眼,又唰唰唰,好了。但他的地道从来不让我们进去——最大的限度就是把书桌底下的地道口打开,让我们看一眼。地道口是用木板盖着的,盖子一打开,一股阴冷的寒气往我们脸上冲,源源不断,嘀嗒嘀嗒的水滴声有破空的重量,似乎悬在空中,不愿滴落,一旦滴落,回声冗长,沉重,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书桌上方的墙上,挂着一个毛竹筒,毛竹筒连着一根电线,把毛竹筒放在耳朵听,有轰轰轰的声音。信说,谁进了地道,我把毛竹筒放在耳朵一听,就知道。地道一直通到桃树底下。有一次,我把家里的自行车链条脱下来,给他,说,我链条给你,你让我进一次地道。他笑了,把链条还给我,说,地道和山洞差不多。他领着我,从书桌下的道口,爬下去。地道布了一根电线,亮着黄黄的灯,阴冷潮湿,水滴不时地滴进脖子。地道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神秘,也不像电影中的那样,四通八达。这多多少少让我有些失望。他的地道没有人敢进,他的桃子没人敢偷。据说,他的后院埋着自制炸药。有一年,一条狗跑到他后院里找东西吃,轰,狗当场炸死,身子七零八落,狗头飞到邻居的屋顶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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