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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云】人间芳草(散文)

来源:六盘水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都市言情

(一)

走近我在南太行中的家乡,就走进了草的世界,给心灵增添了一份绿意。

草是乡村褪不掉的胎记,是标志乡村身份凌空飘扬的大纛。那些五花八门无所不在的草,每到春风来临,便呼啦啦燃烧起来,一夜之间便将山岭沟壑燃得绿焰腾腾。它们简单,朴素,谦卑,内敛,以很低的姿态活着。可竟也怀春,在不同季节里各兴花事,将硕大明艳的细小淡泊的花朵,举在头顶或挂于腋下,使山野怡红快绿,流辉溢彩。在古今诗人和城里人眼中,这里没有一株草不是风景,每朵花都是一首抒情诗。可只有我和我的乡亲们知道,草是暗示农民悲苦命运的一个谶语,也是一道恶毒的咒语。我家乡的人,包括我的爷爷、父亲,在一出生时便跌落于揭去被子、褥子、席子的土炕谷草之上,同时也中了草的咒语。他们一辈子劳作于草中,食用草叶草茎(人可吃的草雅称为野菜,庄稼其实也是草),夜里睡在谷草铺底的土炕上,死后入殓前也横陈于谷草,演绎着草人草命的人生范本。

其实,乡村的人本身就是一棵棵会行走的草,人贱,命也贱。村里人有个病病灾灾,不会轻易就往医院送。打针吃药对他们来说,是件很奢侈的事。在他们看来,娇花易谢,守住粗贱,才能消祸免灾。我刚记事时,到处疯跑出了一身大汗,站在风头上猛吹,结果被风拍了,晚上忽然发起烧来。母亲、大娘和邻居的女人们搂着摁着哄着我,奶奶用缝衣针挑放我的手指尖。那尖锐凌厉的刺激之痛,使我怕得要命。我紧盯着在灯火中闪着寒光的小巧刺器,拼命哭闹挣扎。平时奶奶疼我胜过稀世珍宝,这时却心硬如铁,挨着我的十根手指一根一根扎,向外挤出玛瑙般的紫色血珠。我在大哭大闹间折腾出满身大汗,母亲搂着我睡了一夜,竟然好了。村里的孩子们病了,都是大人们用土法子摆治,包括惊厥昏迷这样的重病,用点燃的艾团灸头顶百汇穴。和我一起玩大的两个孩子,就是用这种土法子救活的。他们在灸艾时头顶被灼伤,有银元大小一块头皮锃光发亮,永远长不起头发来,一低头就能看见。

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不娇惯自己。满山疯跑或帮大人干活口渴了,跑回家用水瓢或粗瓷碗从水缸里舀起半碗冷水,咕咚咕咚一气灌下去,一抹嘴,很美气地发出一声长长的感慨。那股痛快爽气劲儿,酷似久旱的土地遇到甘霖,听得见焦灼的地面滋滋吃水的声音,每根神经每个细胞都被滋润得通透。我们疯玩、割草碰破了头或割破手而流血不止,从棉袄破洞里抠出一撮棉絮,用暗火熰成黑色的灰,往伤口上一摁,籍以止血。没棉絮可熰的夏天,避开人掏出小雀儿哗哗哗撒尿冲洗伤口,我们笃信这样可以消毒。然后在伤口上撒一撮细土,将血止住。伤疤揭痂以后,伤口处会长成刺青般的青色,成为一个童年故事的永久性记号,也成为我们对人炫耀的一个资本。

大人们就更不把生病当回事了。我父亲伤风感冒后,从来都是死扛,嫌我母亲用针挑放扎得不深,放不透血,自己用针深深扎手指,挤出乌黑黏稠的血。然后咕咚咕咚灌下两大碗开水,蒙上被子发汗,第二天,照旧下地去干活去了。我十一二岁在邻村上高小时,家里突然捎信让我回去,说我父亲喉咙生出一个大泡,堵得上不来气,人怕是不行了。我告假后一溜小跑回到家里,看见父亲靠在土炕的被垛上,脸色憋得紫胀,两眼暴突,大张着嘴使劲地吸气吐气。他的眼神里充满痛苦、焦虑、绝望与不甘。看见我进来,想叮嘱什么,却只能从喉管里挤出像激愤的蛇那样的嘶嘶声。父亲急了,一挺身坐起,示意要吃饭,而且要吃很硬的小米干饭。大伯家正好吃小米干饭,赶忙盛来半碗。父亲抢过碗,狠命往嘴里扒,然后伸长脖子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下咽。忽然父亲咔咔咔大声咳嗽了起来,往炕边一扑,呼啦一声吐出一滩黑色的血。父亲竟然用这样的办法,将喉咙里的血泡挤破,把自己给救活了。

(二)

村里的人把土地看得比人的生命还珍贵。他们以太阳月亮为坐标,遵循着二十四节气的古老历法,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,在汗水里打捞每一年的收成。乡村较之于城市,对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,除了地震、山崩、海啸、瘟疫这些公共性灾难外,旱、洪、涝、风、雹、霜、虫等灾害,乡村总是首当其冲。因灾而歉收绝收,意味着忍饥挨饿,甚至饿死。乡民如草,命硬,逢旱逢水遭火灾后,不久又绿色生发,蓬勃如初。尽管如此,他们还是想得到神的庇佑,尤其崇尚土地、龙王、五谷神这些与粮食生产有关的神祗,诚挚祈求大神们禳灾赐福,赐他们顿饱饭。每年收罢秋的十月初十,是村里人特定的“谢土”日,答谢皇天后土的恩赐。也有告罪、谢罪的成分,生怕在土禁的时间段里动土时,于无意中冲撞了土地,祈求宽恕。村庄的地面上,各路神仙悠然自得地闲逛,随意进出每户人家的房门。

太行山土瘠地贫,十年九旱,土地多是贴在山坡或挂在深沟之下的梯田。在饥饿驱赶下,村民们以牛为图腾,不计成本地将气力资源转化为尽可能多的粮食。那时,村里还没有电,也没有农用三轮等机动车,除少数地块可以走独牛独驾的原始笨重牛车外,物质输运几乎全靠肩挑背。青壮男劳力,一年里有一多半时间压在一条扁担或一根两头尖尖的秋担之下。冬春运肥,女劳力和上点年纪的男劳力也须肩荷重担,蹒跚于崎岖山道,爬土崖半腰的“瞪眼坡”。他们的双脚双腿撑起身躯,身躯撑起重担,把自己写成一个“大”字,担起村庄的生计,担起沉重的岁月。为保护肩膀和衣服,好多人专门戴了厚厚的垫肩,可衣服的肩头处依然打了补丁,甚至补丁摞补丁。这都拜扁担所赐。他们脱去衣服,肩头厚厚的一层死肉赫然可见。那是黑铁皮一样的形质,是自幼抬水抬土练肩到成为正式劳力,被扁担成千上万次压碾挤搓,历经红肿、出血、脱皮掉肉、死皮更迭的千锤百炼而成。在山区活人,没一副好身板和一双铁肩膀,休想混。他们终年和锨?锄钯打交道的手,关节粗大,手掌手指的老茧如砂石般粗粝。小孩子们都不愿意让大人给洗脸,一哭二跑三躲藏,就是怕细嫩的脸蛋被大人粗糙的手给划拉疼了。

当时的土地都是集体的,村人只有一人一分的自留地。这些仅有的属于自己的地,人们都在生产队劳动之余抽空打理,或起早贪黑,或饭前饭后,恨不能在在地里绣出花来。我爷爷六十多岁退出集体劳动后,并没赋闲在家,而是在山坡有土层的地方开出若干块荒地。这些地小得卧不下牛,回不过耧,却须成堆地捡出石头,收拢石头缝中的土壤修成。爷爷分别在地里种了小杂粮、土豆、红薯、萝卜、茴子白、葱韭薤蒜等,还有男人们抽的兰花烟。他精心地侍奉这些作物,拄着拐棍担肥施追,挑水浇苗,将它们喂养得绿油油胖乎乎。对离房院近的“鸡嘴头地”,爷爷打来荆棘扎成半人高的围栏,阻挡馋嘴的鸡啄苗刨地。爷爷七十多岁时,已视物不清,腰腿也僵硬难曲,可依然在废弃的石窝里开荒地。他用朝圣般的匍匐身姿,爬跪在地面,费劲地挪动着身躯,靠手指的触摸分辨出石头与土坷垃,是石头扔掉,是土坷垃敲碎留下。爷爷的身体紧贴着地面,与土地对话,与土地一起呼吸心跳。他一步一叩首的艰难挪动,也是无数次向诸神祈求:我用一滴苍老的汗水向你们换一粒粮食,中不?

在爷爷开地的时候,奶奶也没闲着,除操持锅灶、纺花织布、摘桑养蚕外,还领着我们这些孙男孙女,于房前屋后和树林空隙地,见缝插针栽种了小瓜、豆荚、金针、洋姜、螺蛳、芫荽、葵花、薄荷、艾草等,既供食用和药用,又顶花草看。在爷爷奶奶的生活字典里,处处可见的勤俭的注脚与生存智慧。

爷爷直到眼睛连人都分辨不清了,耳重也很严重,行走起卧都很困难,才停止了土里刨食的劳作。爷爷于八十六岁时谢世,他劳作过的黄土地慷慨地接纳了他。爷爷在世时,曾多次对我说,人吃五谷杂粮,生于土,还要还回土中去,这叫“吃啥还啥”。那时的我,并不能完全理解这话的含义。咀嚼多半生后终于明白,爷爷的话,除了物质不灭的含义外,是他作为逃荒村第一代人经历的更多苦难,使他对土地有了更透彻更深刻的理解。其核心理念是:生命高度依赖于土地,土地就是生命本身。于是对土地有着绝不亚于对神明的感恩与敬畏,死心塌地忠诚于土地,朝圣于土地,侍奉于土地;甘心情愿地于死后依偎于土地,回归于土地,还原于土地。

(三)

我家乡山坡的每一棵草,从出土之日起,就在为开一次花结一次果而努力。可作为山地农村的重要资源,须载牛载羊,任马任驴,人也采摘可食用的草棵草叶,割蒿草沤制青肥。可它们仍不放弃自己的目标,吃了割了上一茬,重新长出一茬来;再被吃掉割掉,再长出一茬。眼看秋天到了,抓住最后的时机结出一个不大的草穗。实在赶不住节令,就只能是一棵没果实的草了。我家乡的人,像极了这些草。

村里人把全部希冀寄托于土地,把全部气力泼洒于土地,可产出的粮食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,更不可能独享。

我爷爷那辈的人,经历了晚晴到民国的改朝换代。可不管谁掌管国政,作为种粮的农民,都要缴纳皇粮。乱世之中,一拨一拨的地方势力和分不清来路的军队,还有土匪,都到村里来用枪逼着要粮抢粮。要么就将人捆走,拿粮食去换。日本鬼子最凶,荷枪实弹闯进村来,除找八路外就是抢粮,不给就用刺刀捅或开枪把人杀死。八路军、解放军对老百姓最好,让他们得到了土地与做人的尊严,村里人也真心实意缴纳军粮(后改为爱国粮、公粮),并送子弟去参军参战和支前,村里好几户人家的孩子一走再没回来,给他们换回一块“烈属”牌子,悬于门楣,成为光荣之门的标识。

我从小到大,不知多少次跟父亲去公社粮站缴公粮。那时一担子一担子分回家的粮食,一多半缴了公粮。我们村是先进村,放卫星时把粮食产量的底铺大了,缴粮的份额格外高,高产村反而比低产村分粮少,而且吃不到返销粮。缴粮前,要抽一切空余时间将玉米从棒子上掰下来,一连几天摊在院子里或山坡上铺垫了单子、席子、被褥等晾晒。谷子也要晒干,夜里推碾子加工成米。做完这一切,大包小包装好,择日担运到八里远的公社粮站去缴。

我和父亲一大早吃过饭,担着百多斤的粮食上了路。十几岁的大妹也扛了五六十斤粮食一同前往。我仗着年轻,一路奔跑着先一步赶到粮站去排号。这时是缴公粮最紧张的时候,各村来缴粮的人多得像赶集,粮站大院和大门口到处戳放成一堆的粮食口袋,每家都有人跟在验粮员后边排号。人们的表情像统一复制出来,眼巴巴地盼望着验粮员能早点来,能顺利通过验收把粮食缴了。等啊盼啊,验粮员终于来了,在打开的口布袋里用手拨拉着看玉米成色,再用一根专用的长铁杆抓具,捅到口袋中间或底部,拖出一把玉米,捻几粒扔进嘴里两眼上翻着咬。不是咯嘣咯嘣脆生生响的,说明没干透,就会断然拒收,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。这些人家立刻苦起了脸,家里没男劳力的,泪都下来了。他们实实在在摊上事了,要么再费力将粮食发落回去,晾晒干后再搬运来缴。要么就地找块地儿,每天跑来摊开来晒,晚上找地方寄存,直到验粮员认为可以了给收了为止。也有一次性通过验收的,这些幸运的缴粮户会兴奋得满面放光,手忙脚乱找筛子,按要求把玉米全部筛一遍,拣去成熟不好的小粒、瘪粒玉米。小米有碎米和窝糠的,也要过风车。然后重新装包过磅,一袋袋分别扛入玉米、小米库房。

我那时人年轻,消化快,排号排至傍中午时,肚子里像装了只滥情的蛤蟆,咕嘎咕嘎一个劲地叫。等饿过了头,饥饿感消失,可没多久,那蛤蟆又开始鸣叫。我的幼年至青年之时,饿肚子是最熟悉的人生体验。那时的全部记忆,几乎可以浓缩为两个字:饥饿。这种体验不光是我,尤其在这等候验粮临近中午之时,所有缴粮人都处于饥饿中。他们是种粮人,饿肚子的时候却最多。明明担着粮食来缴,却须饿着肚子等。这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。说起来,缴粮是要付给粮钱的,可一斤玉米仅给八分,一斤小米也只付给一毛二分五。这些钱划拨到生产队账簿上,是生产队的主要经济来源,年终按各家的劳动工分多寡分红。一些人家的账簿收入与吃粮款等支出发生倒挂,欠账的数字用红墨水写出,这是我对经济学上说的“赤字”的最初认识。

还好,我家的粮食一次通过验收,我和父亲、大妹如闻大赦般惊喜,我听见心里压了好久的磨盘扑通一声落了地。紧张过筛、装袋后,我扛着粮袋踏着跳板进入粮食味沉郁的仓库,把玉米倒入库房。那仓库好大,足有一个篮球场的面积。玉米堆得几近房梁,我的心一下悬起来,生怕库房的四壁不够坚固,架不住这满满一库粮食的鼓涨力,呼隆一声崩塌了。在我和父亲扛粮入库时,大妹将过筛子筛出的小、瘪颗粒玉米,风车扇出的碎米,仔细收拾起来,装布袋里带回去。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,依然是好东西,最少比谷糠野菜可口得多。

草,生活在乡村最底层,卑微而渺小。然而,离开了草,从乡村到整个社会的一切,将无从谈起。最少在那时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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